无数革命先辈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奋勇杀敌，抛头颅、洒热血，数不胜数的英勇将士在二野、三野、四野中崭露头角，击溃了敌人，迫使其狼狈逃窜。许多曾经的军长因其卓越的战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为人民敬仰的英雄。其中，二野的第12军更是一个颇为传奇的存在。到1955年，这支部队的表现得到了军界的高度认可，两名曾在12军服役的指挥官，尤太忠和李德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到了1988年，他们两人更是荣升为上将。
那么，12军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才让这两位指挥官获得如此殊荣呢？1945年，随着日本的投降，国民党政府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对我解放区的进攻，意图抢占抗战的成果。在这其中，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地区，成为了敌军的重点进攻目标。随之而来的是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面对敌军的猛攻，刘邓二位指挥官毫不畏惧，冷静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激烈对抗，誓死捍卫解放区的阵地。
展开剩余81%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党战役爆发时，毛主席接到国民党的三封紧急电报，邀请他赴重庆进行和谈。这显然是敌人企图拖延时间，准备调动更多兵力。尽管形势险峻，毛主席依然毅然决定前往重庆，他不仅是为了寻求和平，也是为了给全国人民带来一线希望。刘伯承深感担忧毛主席的安全，他多次通过电报劝说毛主席不要前往重庆，担心会落入敌人的圈套。然而，毛主席为了国家的未来，还是决定亲自赴约。在临行前，毛主席通过电报安慰刘邓，嘱咐他们要专注于战斗，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危。毛主席的指示让刘伯承感到更加沉重，他深知责任重大，决定全力以赴，不让毛主席失望。最终，在刘邓的指挥下，部队奋勇作战，成功击退了数万敌军，保卫了解放区的安全，毛主席也平安返回延安。
随着战斗的推进，刘伯承逐渐认识到，解放区的部队虽然勇猛，但在与敌军的正面交锋中，仍显得有些经验不足。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我军大多以游击队的形式活跃，缺乏大规模作战的经验。而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天，敌军的大规模进攻再次将我军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在经历了邯郸战役的浴血奋战后，刘伯承开始着手整顿军队，建立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第六纵队，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12军的前身。
第六纵队的成立，正是刘邓两位指挥官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力的主力部队。纵队的组建，依托的是太行军区六分区的机关和直属队，涵盖了秦基伟、向守志、韦杰、石志本等精英支队。纵队下辖三个战斗力极强的旅：十六旅、十七旅和十八旅，三位旅长，尤太忠、李德生和肖永银，都是战功赫赫的将领。可以说，作为一支以精英为基础的部队，纵队的指挥员也必须具备出色的指挥能力和胆略。刘邓二人曾商议过是否要选择一位智谋超群的指挥官来带领这支队伍，但他们最终决定选择一位敢于冒险、勇敢果断的指挥官来负责指挥工作。
经过深思熟虑，刘邓最终决定将指挥权交给“王疯子”——王近山，他的勇气和胆略令刘邓深为欣赏。与王近山并肩作战的政委是杜义德。王近山和杜义德都有着非常相似的个性，既敢于冒险，又具备强大的决断力。其实，两人之间的“恩怨”颇为有趣：红军时期，在一次行军途中，王近山刚刚俘获的两匹战马因受惊不肯过浮桥，杜义德怒不可遏，直接射杀了两匹马。王近山脾气火爆，当场与杜义德发生争执。好在徐向前及时制止了这场冲突，最终两位将领和解。刘伯承看中了他们的勇气与决断力，将第六纵队交给了他们。
王近山和杜义德的合作从此开始，跨越了晋冀鲁豫、大西南，甚至朝鲜战场，最终他们也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战友。无数战斗证明，刘伯承的选择没有错。王近山和杜义德所指挥的第六纵队，始终秉持着“先打再说”的理念，多次战胜强敌，逐渐成为我军中的王牌部队。
例如，1946年，刘邓大军为缓解陕北、山东解放区的压力，发动了“围魏救赵”战术。面对敌军三十万大军的进攻，王近山带领第六纵队承担起了主攻任务，成功阻击敌军，最终获胜。大杨湖战斗中，第六纵队将士拼死抵抗，奋勇作战，最终击败了敌军精锐，并活捉了国军师长赵锡田。通过这次胜利，第六纵队的声威彻底震慑了敌军。
此后，第六纵队一直为刘伯承元帅所依赖，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使其成为刘帅心头的“重兵”。当王近山因旧疾复发被送后方时，杜义德继续带领部队坚守阵地，最终他们成功带领部队在襄樊战役中获得了胜利。王近山复职后，带领部队打了漂亮的战役，毛主席对此非常欣慰，并亲自致电表示祝贺。
随着时光流逝，第六纵队改编为12军，王近山被任命为军长。在建国后，12军继续参战，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为国家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虽然在1955年，王近山和杜义德只被授予中将军衔，但他们的贡献却无可厚非。直到1988年，尤太忠和李德生因在军中的突出贡献，最终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是对他们长期坚守在解放事业中的奋斗精神与贡献的高度认可。
二野第12军的历史，充满了英勇和牺牲，成为了中国军史上一段令人敬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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